今年，法国各地都在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活动。

  巴黎，永远是独特的，这是这座城市独有的历史和气质所赋予的，在这里，你总能发现观察历史的不同视角。

  “请给我带些鞋和洗好的衣服。”

  ——戴高乐

  8月下旬，巴黎解放博物馆举行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特别展览《戴高乐和巴黎解放》。展览的核心内容，是戴高乐将军的一封家书。

  走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巨幅黑白照片：戴高乐将军在人群的簇拥下昂首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身后是巍峨的凯旋门。

  历史的指针拨回到1944年8月26日。前一天，侵占巴黎的德军投降，巴黎解放。26日当天，戴高乐将军一行在欢腾的人群中，从凯旋门出发，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前往巴黎圣母院。这一路险象环生：少数德军选择顽抗，巴黎市内特别是巴黎圣母院附近爆发多起冲突和交火。尽管环境异常危险，但戴高乐将军神情自若，继续缓步向前。在这张黑白巨幅照片的对面，是几张巴黎圣母院枪击现场民众躲避、受伤和被抢救的历史照片。

  展厅正中的玻璃展柜中，放置着戴高乐将军第二天写给妻子伊冯娜的一封家书，信中说：“我亲爱的妻子：一切都非常顺利。昨天，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游行，最终在巴黎圣母院附近以一场愚蠢的枪战告终，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此地有许多武装分子。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太久。……”

  巴黎解放博物馆馆长西尔薇·扎伊德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公众走进戴高乐将军的内心世界。她说，戴高乐在信中对惊心动魄的经历只是“轻描淡写”，重点是想告诉妻子，他见到了他们的儿子菲利普，“他很好，仗打得很好，而且还在继续战斗”。他让妻子托别人“给自己带些鞋和洗好的衣服，因为自己实在没时间打理它们”。扎伊德曼说：“我们希望让观众看到，戴高乐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个真实的人。他通过这些小事告诉妻子，不要担心他和孩子。”

  “以遭受侵略的中国的名义”

  ——罗曼·罗兰

  受这封特殊家书的感染，记者离开巴黎解放博物馆后，走在曾被二战硝烟浸染的巴黎街头，找寻那些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历史记忆。

  巴黎蒙巴纳斯大道上的162号公寓楼，是一座高大宏伟的奥斯曼风格建筑。与大道两旁文化和艺术界人士出没、喧闹的咖啡馆和餐厅相比，这里显得格外安静。门口挂着一块铭牌：“罗曼·罗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01年至1913年，在这座建筑里生活并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

  我透过大门上的玻璃向里张望，看到一条通向内部庭院的长长甬道，仿佛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罗曼·罗兰晚年肖像照中那深邃的目光，望向80年前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在抗日战争期间，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被译成中文出版后，感动和激励了无数中国的仁人志士。

  法国罗曼·罗兰协会主席马蒂娜·利埃茹瓦不久前传给我一份历史文件，上面记录了罗曼·罗兰声援中国抗战的檄文。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文件记录了1932年罗曼·罗兰发表的宣言：“我们呼吁：以遭受侵略的中国的名义……我大声疾呼：快援助！抓凶手！”同年，国际反战大会在荷兰举行，他在会上宣读声明：“被帝国主义及其同谋者欺侮的中国巨人般的身体，正在英勇地站起来，而且将从痛苦的海洋中重新崛起。”

  马蒂娜·利埃茹瓦在给记者的回信中说，罗曼·罗兰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法国作家，也是二战期间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法国作家之一。法国女作家、中国问题专家索尼娅·布雷斯莱则进一步补充说，在援华抗日的历史中，法国的知识分子如作家罗曼·罗兰、物理学家朗之万、民族学家里维，以及记者、左翼反法西斯人士等都真诚地支持过中国的抗日战争。这些知识分子通过出版、演讲、集会、翻译等，让法国社会更清晰地了解到中国人民的抗战。

  “只有像钱三强这样可靠的朋友才能到我家来。”——埃莱娜·郎之万-约里奥

  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中法两国知识分子之间有着深入的交往和相互支持。我回想起一个珍贵的采访：2019年，当时已经92岁高龄的居里夫人外孙女、法国核物理学家埃莱娜·郎之万-约里奥女士，在巴黎南郊安东尼市的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个院落，曾是她母亲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和丈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的寓所，他们曾是诺贝尔化学奖联合得主。这里也见证过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钱三强与他们家族的深厚情谊。

  2019年，居里夫人外孙女、法国核物理学家埃莱娜·郎之万-约里奥女士向记者介绍钱三强与他们家族合影的相册。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1937年，钱三强通过公费留学考试，以报国之志远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及其丈夫。1940年，钱三强取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

  “他是一个常挂微笑的年轻人，经常周日来我家拜访。我已经记不清钱三强与我父母谈话的细节，但当时正处于二战期间，他们的交流无疑是关于最新的科研，或是关于战争的局势。当时，我父亲在领导实验室的同时，还参加反对德国占领的秘密抵抗运动。他冒着如此大的危险，只有像钱三强这样可靠的朋友才能到我家来。”郎之万-约里奥回忆。

  “钱（三强）是我父母的学生中地位最特殊的一个。”郎之万-约里奥缓缓打开那封钱三强回国后写给她父母的信，轻声念着：“我知道人民的胜利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能获得彻底的胜利，每个人都应当做出自己的贡献，全国有很多爱国同胞为此做出了牺牲，如果我能够用一生的某个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也是‘为胜利而牺牲’。”

  1948年，钱三强选择回到祖国，并参与中国科学院及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的组建工作。“他的回国对我父母而言是一个遗憾，但对他而言是一种巨大的热情。他投身于中国的原子物理甚至是核物理的研究中，因为钱（三强）在和我父母长达数年的交流中不断坚定了自己的信念。”郎之万-约里奥说。

  索尼娅·布雷斯莱指出，1964年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努力，缩短了两国人民之间的认知距离，使戴高乐将军在战略自主和多极化视野下作出的这个外交选择更易被法国社会所接受。

  法国和中国万里之隔，但是，在战争岁月，似乎有一根纽带将两个国家连接在一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法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抗击纳粹德国占领进行抵抗运动最为激烈持久的地区之一，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法国学者伊夫·圣马里亚对法国知识分子抗日援华的行为解释为：“中国远在天边，却又如此贴近我们的内心。”　 (唐霁)